学生处  黄雅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作为中观社会组成部分的基本粒子的大学如何建设，使其和谐也就不言自明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大学的理想就不再遥远，大学的建设也有了其自身的理论内核和灵魂。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何有效地进行中国大学的建设，也是经过了对多年改革的反思与经验的积淀，认识到了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以一种内核和灵魂的视野，统领我们的建设，指导我们采用一种公共服务的理念，多角度、全方位和立体化的构思，来建设和谐大学。

对于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大学的定位和角色。按照中国大学教育入学率的指标，尚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阶段的转型期，这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更是不容忽视、不可跨越的阶段。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党的性质、宗旨的内在含义为基点，我国大学教育也必然要求发展成大众教育，这个使命，也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和公民教育权的内在要求。

作为现今中国的大学，就其性质而言，存在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因为作为单个的大学的资源和空间是既定，也就决定了单个大学的消费的相对有限性，其承载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的占有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失去了占有和享用大学资源的机会。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大学作为一种大众教育的思考维度，其总量是相对充盈的，大学的承载量总体是充沛的，总量意义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就被消弱或根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外加上大学的不可包装性与非分割性，这些明显的公共性的特征，增强了其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光谱色彩。

其次，我们要对大学作为客观存在的主体——教师、学生的角色进行明确。大学中的真正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的角色和地位，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大学的定位和认识。教师虽然和大学有雇用合同关系，存在着一般意义上尚的私法合同契约，但是教师的工作是神圣的，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教师对社会的付出和贡献，是非简单的经济报酬来计量，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非根据雇用合同所签订的薪酬关系所能代表的，其收益——付出关系是非等价的。作为学生，其在大学中的学习、积淀，是一种准线性的收益标准，学生和学校之间存在着一种计费关系，大学根据特定状态向学生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学生按照自己特定的专业和培养成本进行适量的补偿。学生从大学中所获取的资源是隐性的，更是不可计量的，对将来的创造性活动所施加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也是非评估的。简单推断教师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类比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学生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等同于顾客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味的追求教育的产业化，强行推行之，只能用市场理念和商业精神玷污大学精神，歪曲大学的正常的角色定位。

最后，大学的运作过程，并非遵循市场的商业模式，而是有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原则。作为市场过程来说，其核心目的就是营利以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增强竞争力。在整个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企业一直在计算其边际收益，运用理性计算和市场运行规律，从产品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中相应明确的得到边际收益为零时的价格和产量，达到总收益最大化。对公共利益和共同体的目标，没有更多的诉求，更不会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己任，来扮演公众利益的推进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大学教育，应体现社会公正，大学教育所要担当的，所能担当的。传播与提倡文化，培养与提高民族的素质的重任，靠大学教育来改良人性中的恶，培养真正的能负责任、振兴国家的国家公民出来，最重要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尽可能多的市场机会与公平的竞争条件的问题。不仅保存价值、追求真理、传播知识这些传统的大学目标是非经济、非产业化的，二战以后人们赋予大学教育的新使命也同样如此，大学作为有别于私人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公共领域性质和公益事业性质比起过去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