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一体遵行。如何制定治国理政的良法？又如何使这种良法得以有效实施？唯有让法治成为民众的习惯，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可以说，法治文化是现代国家的必需品，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也正是这种文化滋养和培育了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治成为文化，关键是要消除人治。因为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后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传统阻碍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着，不仅要破除封建特权的思想，还要触动某些特权者的利益，不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还要清除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应该看到，社会不会自动接受法治文化，特别是当法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自然会选择已经习惯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成为文化更需假以时日。
虽然法治文化的形成十分艰难，但只要主政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模式，努力营造法治氛围，法治在中华大地总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终将成为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自古以来，我们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只要党和政府带头守法，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克服人治思想，增强法治观念，习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就能够带动全社会崇尚法治，形成法治文化。如果执政者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严格守法、依法办事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就很难形成。因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访从某种角度说和人治文化有关，消除此类现象，就必须使领导者意识到这种人治方式的弊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破除人治奉行法治问题上，领导应当率先垂范，带头守法，运用法治方式推进工作，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法治文化也才可能逐步形成。
媒体要理性传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一环。媒体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自律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形成法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媒体的导向很重要，现在有些媒体对明星八卦过度热衷，但对关系民众基本权益、关系社会正义与良知的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只有当媒体展示真相、客观表达、严守规则、维护公义，社会才能恢复理性、尊崇法治，我们期待的法治文化才会形成。
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只有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全社会的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尤其是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所有学校都开政治课公共课，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课却迟迟开不起来。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民众要理性表达和行动。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民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大行其道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失效，是什么力量让理性缺位。为什么人们不愿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遇到热点问题就无视规则竞相从众？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规则行事？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法治文化形成过程中每个公民的责任。
法治文化还需制度保障。有些国家的信用体系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是公民唯一的证明记录，考试作弊可能就是一个污点，商场盗窃也成为污点，人一生中不断累积的这些污点不仅影响着缴纳保险金额的高低，还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影响人生前途。社会信用制度对人的行为和习惯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其后又有强大的威慑力保障。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执法者和相对人都缺乏有效约束，甚至可以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执法随意和腐败造成的。社会信用缺失本质上还是制度缺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法治文化还有赖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
